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思想政治教育学社会思潮批判模式的发展与创新
摘要：社会思潮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相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与此同时，由于思潮爆发的瞬时性与学理批判的系统性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持续存在，思想政治教育学中关于社会思潮的研究逐渐出现了思维固化问题，较为集中地体现在引领模式、治理模式的新发展与批判模式的有效补给之间的紧张关系。为此，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社会思潮批判模式。在揭示社会思潮危害的同时，应加强对社会思潮本身的演化谱系、理论本质、传播途径、学理构建的系统性阐释，使之回归批判模式应引导群众"知其所以然"的理论使命，进而对社会思潮理解路径、话语转换、渗透逻辑等核心议题加以诠释建构。唯此，批判模式的发展和创新才能做到精准定位，实现模式构建的新提升。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学；社会思潮；批判模式；发展；创新
社会思潮问题在不断变化，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社会思潮批判模式也随之发展变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社会思潮批判模式的内涵是“厘清本质、揭示危害、纠偏认知”，即通过学理性批判帮助人们了解社会思潮何以具有危害性，使人们在“知其所以然”的基础上正确地对待社会思潮。不过，如今的社会思潮相比于改革开放初期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整体性、显著性，更突显主题性、话题性、概念性、观念性，总之是碎片化、隐匿化、矫饰性的，具有“非意识形态”下的意识形态诉求[1]序言1 的新特征。特别是在大众传媒的加持下，信息传递和发酵的速度越来越快，社会思潮爆发的瞬时性与学理性批判的系统性之间的矛盾日趋紧张，这对应对社会思潮的及时性提出更高的要求。正是在这里，“揭示危害”在社会思潮批判研究中不断被强调，主要表现为当新兴社会思潮出现时，研究者首先将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必然对立面给予批评，即所谓的“影响-批判”范式[2]，由此带来关于批判模式“乏力”“失灵”[3]“社会思潮的理论研究与应对社会思潮的实际工作存在着一定的脱节现象”[4] 的反思。客观上强化“揭示危害”的确契合了当前信息化、即时性的时代特征，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无法满足全面提升社会大众对社会思潮特别是新兴思潮的辨别能力的内在需要，甚至难以满足思想政治教育将感性认识升华为理性认识、达到“自觉地领会”[5]P109 的目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必要立足“知其然”，探寻“知其所以然”，认真审省思想政治教育学关于社会思潮批判模式的发展与创新。
一、批判模式：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社会思潮的基本模式社会思潮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不同学科的研究各有侧重。在思想政治教育学中，研究社会思潮更强调应对维度，而提升应对社会思潮的有效性自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课题[6]P4。研究社会思潮的基本模式的一般理论很少，更多地是研究具体社会思潮如何应对，有学者就此提出了批判与引领是社会思潮研究的两种基本模式[2]，分别对应着理论辨析与实践引领的不同侧重。在此基础上，为适应社会思潮产生影响的多途径、多领域等特征，思想政治教育学又引入了较为综合的“治理”理念，强调广泛的社会力量与多样化的社会方式在应对社会思潮中的关键作用[3]。据此，思想政治教育学社会思潮研究形成了批判、引领、治理三个相互关联、逐层递进又各有侧重的模式。其中，批判模式直面社会思潮的错误性、危害性，是引领模式、治理模式的基础与前提，值得深入挖掘。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思想政治教育学对社会思潮进行全面研究的落脚点是建构科学有效的批判模式。“批判”是一个基本概念，涵盖了“厘清本质、揭示危害、纠偏认知”等诸多维度。所谓厘清本质，主要是依据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核心主张与表现形式，揭露其理论内核的意识形态属性，进而针对社会思潮的理论内核展开学理性批判。所谓揭示危害，尤指结合人们的日常生活，具体地说明社会思潮将会给个人、社会、国家带来何种消极影响。所谓纠偏认知，关键是在揭露社会思潮错误观点的基础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向人们阐明科学认识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方法。可见，只有立足于厘清本质、揭示危害、纠偏认知的全过程，批判模式才能使人民群众真正认识到社会思潮的诱导性和危险性，其旨趣就在于通过批判社会思潮来归纳认识、辨别思潮的一般方法。当社会思潮沉渣泛起时，人们能够在汹涌的潮流中运用一般方法保持理性的思考，以自觉抵制社会思潮的不良影响。引领模式在继承批判模式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对人的思想的引领，即从主体角度提升应对社会思潮的有效性。引领模式突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思潮的牵引作用，明确应对社会思潮应该以达成共识为最终目标。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7]P661 后，以引领为核心问题的研究不断丰富，主要包括引领什么（社会思潮）、引领去何处（达成共识）、以何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如何引领（增强现实针对性）[8] 等方面。（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显然，引领社会思潮的归宿和落脚点是对人的思想的引领，因而这一模式极为关注认同逻辑、接受逻辑、承认逻辑等以主体为核心的问题，而这恰恰是以思潮本身（客体）为研究对象的批判模式较为薄弱的方面。治理模式是基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9]P512 的战略任务而兴起的。治理模式尝试综合批判模式与引领模式，既关注社会思潮的思想观念之维，又着力于社会思潮的现实运行层面，试图构建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治理路径。正如有的学者所言，“社会思潮善治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对社会思潮的合作治理，是在批判错误社会思潮的基础上既追求正确思想传播的全覆盖，又致力正确思想传播的强渗透，既筑牢人们的思想防线，又厚植人们的精神家园”[10]，可见，治理模式是对引领模式中关于基本路径的细致化、系统化反思的结果，相比于前两种模式更强调了实践性、应用性、综合性和现实性。在上述三种模式中，批判模式是“根”。特别是近年来，伴随社会思潮研究模式转向频率的加快，批判模式的重要性愈加突出，已具备了理论性、一般性、总体性的科学定位。正因如此，我国学术界意识到社会思潮的批判模式依然具有基础性、核心性地位，是进行社会思潮引领和治理的源头活水。然而，随着社会思潮研究的现实关切要求不断被强调，批判模式中关于“揭示危害”的研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持续深化，而“厘清本质”“纠偏认知”研究作为“揭示危害”的支撑性研究反而出现弱化倾向，带来批判模式的转向性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维度：由“演化谱系”向“影响来源”、由“理论本质”向“影响状况”、由“传播途径”向“影响途径”、由“学理构建”向“影响对象”转化。显然，当前批判模式较原有研究定位有所偏离。在引领模式、治理模式逐渐兴起的过程中，批判模式不仅需要回归“厘清本质、揭示危害、纠偏认知”的全过程研究，全面阐释社会思潮的基本规律，以此引导人民群众在“知其然”的基础上，还能够“知其所以然”，而且应该兼顾引领模式和治理模式所强调的主体规律性和思潮综合性，以更好地发挥批判模式作为其他模式的基础性地位的补给效用。追溯社会思潮的演化谱系是从思潮本身揭露其危害性的有效途径。但现有研究或以外部条件替代内在动因，或以学理性批判等同于社会思潮批判，或强调思潮蜕分现象而止步于原因分析，都体现出批判模式正在由原本研究“演化谱系”的要求向“影响来源”转化，这实际上偏离了批判模式“研究思潮本身”的轨道。从范畴上看，“演化谱系”与“影响来源”是有所区别的，前者关注社会思潮形成的内在动因，后者侧重外在条件。一般而言，社会思潮的发生机制划分为经济根源、社会背景与发生契机，其中发生契机就对应“演化谱系”，那么研究演化谱系的重点就是事物转化的关键[11]。当前我国社会思潮的演化谱系研究在哲学、政治学等学科领域日臻成熟，能够从理论渊源、形成变迁、分裂聚合等多个维度加以阐释，但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则需要更加关注思潮如何从“外来”变为“本土”的问题，然而目前研究不甚充实。第一，体现在将社会思潮作为一定社会环境的产物，关注社会思潮形成的“社会背景”，即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等，但关于内在动力这一关键问题的研究还需深入。经济条件主要指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政治条件主要指政治议题的设置、政治权力的变动、政治团体的组织等等；文化条件主要指既有的文化状况、传统文化的延续、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等等。不可否认，社会背景是决定社会思潮萌芽、传播与消亡的重要因素，是社会思潮产生的沃土。但是，社会背景并非是社会思潮的充要条件，准确来说是必要不充分条件，成功孵化的社会思潮必然存在于适合的社会背景中，但并非合适的社会背景就能够成功孵化出社会思潮。正如在资本主义起源的分析中，人们往往从资本主义内部寻找推动社会变革的动力[12]，这大抵也适用于社会思潮研究。试想，如果仅从“影响来源”角度分析社会思潮形成的社会背景，就难以对社会思潮如何由小变大、由理论走向实践、由学术走向日常方面形成清晰的认知。显然，这并不利于社会思潮生成机理的挖掘和厘析。第二，侧重于对中国社会思潮理论内核与国外学术理论的同源性比较分析，得出社会思潮植根于西方文化传统的结论，将西方学术理论的学理性批判几乎等同于社会思潮批判。近十年来我国主要社会思潮的类型统计表明，当前社会思潮与西方学术思潮存在很大程度的关联性，即使是形式上意识形态色彩最为薄弱的泛娱乐主义思潮，也具有“价值维度的资本拜物教”内核。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西方学术思潮与中国社会思潮的理论内核具有同源性，但两者的差异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当西方学术思潮传入我国后，必然会经历复杂的传播转换过程，如适应社会心理、意识形态话语转换等等，否则就无法在既定场域中生存。进而言之，即使西方学术思潮是一部分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理论来源，但是其之所以流行、之所以得以流行，一定离不开复杂的转换机制。正基于此，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这种转换机制，而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独特的学术使命。第三，在社会思潮演变问题上，既有的研究倾向于分析造成转变的影响因素，而关于社会思潮蜕分动因的研究相对薄弱。社会思潮具有“生往异灭”的周期规律，相关研究多从时代变迁、核心诉求、情感色彩等维度比较了社会思潮蜕分前后的联系与区别，但相较于对比前后变化，更为关键的是探寻这种变化的背后动因，以此才能提升应对社会思潮的效率。如网络民族主义思潮是爱国主义与恐外症的结合，这就要求我们既要注意从网络虚拟性、匿名性等外在因素分析，又要挖掘爱国主义与恐外症相结合的动因与条件。如果对具体社会思潮的溯源止步于外在影响因素，所得出的解释合理性虽然依然符合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但诸如恐外症等具有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的关键因素如何寄生于中国的爱国主义思潮之上的问题就可能被弱化了，而这恰恰需要借助于意识形态理论等进行更为深入的剖析。可见，对社会思潮理解的差异性是导致演化谱系研究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从宏观角度看，社会思潮批判模式的首要任务是厘清本质，这里的本质主要是理论本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应遵守三个基本步骤：首先，从社会思潮的表现形式上揭穿其表达诉求。当前社会思潮的突出特点就在于表现形式与表达诉求的分离，揭穿被隐藏的意识形态诉求就成为“厘清本质”的首要任务。其次，全方位揭露社会思潮理论内核的错误性。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社会思潮大多都具有专门化的知识基础，因此才会产生巨大的蛊惑力，这表明全学科的知识基础不可或缺。最后，要紧密追踪并剖析社会思潮的日常化话语表述。综上所述，批判模式应是“日常-理论-日常”的全过程闭环架构，需要进行整体性建构，而不能仅仅偏重单一维度。第一，“日常-（理论）-（日常）”维度，旨在揭露隐藏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观点）背后的意识形态诉求。“非意识形态”下的意识形态诉求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显著特征，而拨开纷繁复杂的思潮迷雾，揭露社会思潮表达的真实的价值主张就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厘清理论本质极为关键的一步。特别是当热点事件出现时，各种社会思潮往往会竞相登场，舆情发酵得更为迅速，准确厘清不同社会思潮的价值立场并及时予以回应则是“日常-（理论）-（日常）”维度的旨归。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国专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疫情的形成原因，形成了“野生动物保护”“人力不可胜天”“政治无用论”等不同议题，在思想领域引起较大反响。在这里，相关研究通过将此类议题置于生态主义思潮、虚无主义思潮、逆全球化思潮的价值立场中加以厘析，就是为了在较为短暂的时间内有效调控思想波动。不过，倘若仅仅停留在价值立场而无法进入理论反思，无法使人们真正理解社会思潮的错误性，仍然会造成唯价值立场否定的结果。第二，“日常-（理论）-日常”维度主要指跨越“理论”阶段，根据社会思潮影响人民群众的表现形式来研究社会思潮何以形成、如何应对的问题。此类研究大多从特定话语（一般为流行语，如躺平、内卷、佛系）入手，分析其行为逻辑、主要危险与解决路径。在这里，行为逻辑主要指符号表征、直接目的、消极后果与社会影响。（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例如，有的研究并没有揭露出具体社会思潮的理论内核，而是通过与同类型重大思潮对比，从行为逻辑的角度分析对个人产生的消极后果。所谓主要危险，主要是揭露这一思潮对社会的发展造成的消极影响，如主流文化的消解、独立人格的缺失等等。解决路径主要从时代精神与文化引领的价值重塑路径、帮助学生树立理想信念以及依据社会根源彻底阻断思潮产生的土壤等现实层面寻求解决方案。显然，过度强调日常的“影响状况”维度极易造成批判的“漂浮”状态，难以使人们形成对社会思潮的系统认知。第三，“日常-理论-（日常）”维度主要是从社会思潮的表现形式进一步对其理论内核进行溯源式分析，以此证明思潮的危险性，其最终落脚点仍为“揭示危害”。以存在主义思潮为例，改革开放初期“潘晓来信”点燃了青年对人生意义的反思，而这种反思在当代青年面对各种高压下又再次出现，“（其）与存在主义的基本精神诸如向死而生、消极遁世……等更为贴近。”[13] 在这里，通过主要诉求的对比，可以发现当前流行的“佛系人生”观念的内核不过是存在主义思潮的翻版。不可否认，学理批判有助于人们认识社会思潮的错误性和危害性，但如果止步于学理批判而不推动日常语言的转换，那么就会降低批判的效力范围。在这里，思想政治教育学要求进一步归纳总结针对“辨别社会思潮错误性”的有效方法，推动由“理论”向“日常”的回归。社会思潮的理论内核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如何将具有学理性、专业性、晦涩性的学术理论转化为人民群众所能理解的话语，这是一个大众化传播的问题。在这里，较为典型的观点是将社会思潮传播划分为专业学术界-一般的知识界-普通的群众[14]P9-10，由此建立了三级传播学说。在三级传播过程中，其核心内容本身存在多重层级：第一级为专业学术界，是思潮的核心层。这一层级是社会思潮的“思想加工厂”，具有稳定性、学理性特征，是社会思潮的源头和支柱；第二级为一般知识界，主要是知识分子在第一级学术理论基础上进行再加工，进而创造出二级文化产品吸引普通群众，这不仅要求吸收上级思想体系，而且还要对原始思想进行补充、丰富和发展。通过知识加工使思想体系既能够反映时代变化，又能够表达社会需求与个人愿望，从而助推社会思潮的传播；第三级是普通群众，这一层级的传播又可分为被动接受与主动接受两个过程，具有缓慢渗透的特点。在知识社会学视域内，社会思潮的传播不再以群体为主要研究对象，而是更加关注事物本身。社会思潮作为具有理论内核的思想倾向，这种知识传播经历了四个相互衔接的环节：一是知识在不同群体和领域中的传播，这个“前”传播阶段主要存在于政治领域；二是知识在特定群体中的传播，其主要存在于专业学术界；三是知识的代际传播，对应了三级传播中的一般知识界；四是跨时空和人群的传播，即进入了广泛蔓延的阶段。（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二者的显著区别在于是否存在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前”传播阶段，也就是社会思潮的传播是始于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政治领域，还是较为纯粹的学术领域。事实上，在具体社会思潮的研究中，一般默认了“前”传播阶段。例如在分析社会思潮的影响来源时，研究者都会对其价值主张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属性进行厘定。在这里，可以明显发现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社会思潮主要关注以人为中心的“影响途径”而非以思潮为中心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一门应用型学科，要关注社会现实，这决定了其对“社会思潮传播途径”的研究要必然向“社会思潮对人的影响途径”的方向倾斜。事实证明，三级传播更加关注社会思潮何以广泛地影响人民群众，并针对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传播途径进行细化研究，如有研究针对“微信”的广泛影响提出“数字化引领”应对方案。可见，三级传播更聚焦于人的研究，其现实性、应用性都更契合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属性。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学对社会思潮的一般理论研究与具体思潮研究存在“社会思潮”概念的分歧，这一分歧在社会思潮传播问题上充分暴露。在一般理论研究中，存在着“时代反映说”（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15]P131）、“中介说”（社会思潮处于社会心理与思想体系的中介位置，是二者相互转化的中间环节）、“综合说”（社会思潮也是一个兼具理性因素与感性因素的综合体）等认识分歧，而理解差异性是造成社会思潮传播是否存在“前”传播阶段争议的主要原因。第三，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相关研究中，以社会思潮为本位的研究较为薄弱。虽然思想政治教育学以人的思想变化和发展规律为研究重点，但是若要实现理论说服，就必须首先实现理论彻底。对于社会思潮研究而言，彻底性就体现在以社会思潮为本位的过程性研究。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社会思潮的传播途径已经不再是一种话语程序，而是一种全新的渗透逻辑，这一逻辑实现了非意识形态的包装、以理论自洽性说服了知识分子、也吸引了普通群众的注意力。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中，研究对象是一定社会发展的要求同人们实际的思想品德水准之间的矛盾。对于社会思潮问题而言，社会思潮的理论异质性、影响广泛性使其获得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关注，其非主流意识形态内核违背了社会发展的要求，并对人民群众的思想造成了消极影响。与此同时，在以人的思想为中心的批判性展开时，就必须以纠偏认知为最终落脚点，而学理性研究则是贯穿其中、不可或缺的环节。然而，当前研究主要将学理研究局限为一种重要的“分析工具”，在构建应对社会思潮的解决方案中较少涉及学理分析环节，而是更多地从“影响对象”的社会生活环境角度制定解决方案，具体而言，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不同年龄群体受到社会思潮影响的程度存在显著区别，其中影响最为深刻的是青年，特别是大学生群体。习近平指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16]P172 强调立足于青年、大学生角度应对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研究成果大多以此为依据，应对方式或从占领校园主阵地、锻造师资主力军、弘扬主旋律、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环境维度。或从明确教育原则、重建教育目标、完善教育内容的教育维度。或从文化价值与生活意义维度提供思路。第二，对于具有特定身份的人而言，例如党政领导干部，此类研究一方面从社会思潮中剥离出群众的真实诉求，引导领导干部善于从社会思潮中了解群众需要；另一方面强化特定群体抵御社会思潮侵蚀的能力，使人们主动辨别社会思潮所蕴含的非主流意识形态内核。（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第三，针对极易受到特定思潮影响的特定群体的研究。例如在“双十一”期间，人们极易受到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而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就是引导消费群体树立理性消费的观念。再如针对“饭圈”中流行的泛娱乐主义思潮揭露其中蕴含的资本运作逻辑，都体现出思想政治教育学关注特定群体的思维特点和行为逻辑。现实中，思想政治教育学对社会思潮的批判性思考凸显了以“人的思想”为研究对象的特点，有针对性地依据群体研究社会思潮，构建了“群体-思潮”的匹配结构。在这里，依据思想政治教育学提升人们精神自觉的研究旨趣，聚焦于“影响对象”分析或许并不是有效应对社会思潮的终点，关键是以学理构建为基础探索出可供人们使用的、在短时间内有效鉴别社会思潮的方法。例如，在对“双十一剁手”现象的分析中，诸多研究深入到消费主义的理论层面展开对这一现象的批判，从理论维度揭示了此类现象的危害性。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以“人的思想”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这也就意味着学理构建不应仅仅局限于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直白地告诉人们此类社会思潮为何具有危害，更为关键的是将上述分析的过程转化为能够提升人民群众鉴别能力的方法。在这里，学理构建不仅包括对社会思潮理论内核的学理性批判，而且还包括用学理性的方法归纳总结社会思潮形成、发展、传播的基本规律，也就是构建辨别社会思潮的方法体系。例如，一般而言，话语是使社会思潮形成、发展和得以传播的重要介体，研究社会思潮的话语运行机制不仅能够全面地勾勒出社会思潮的演化全貌，使人们充分了解社会思潮何以具有危险性，而且通过从具体社会思潮话语运行机制的研究中提炼出社会思潮话语机制的一般规律，比如话语的正当性问题、普适性问题、虚饰性问题等，有助于人们在遇到类似问题时进行自主鉴别。在这一问题上，从话语建构逻辑分析具体社会思潮的形成和应对正是基于学理构建和“人的思想”开展的双重逻辑而提出的，代表了批判模式的发展方向。换言之，当代社会思潮异彩纷呈、层出不穷，仅仅跟在已经出现的社会思潮后面提出方案的结果只能陷于被动，而以提升人民群众对社会思潮鉴别能力为核心任务则能进一步“预防”社会思潮，进而极大地降低社会思潮的消极影响。总而言之，社会思潮批判模式之所以出现上述转向，与时代发展的迅速变化呼吁人们关注现实情况紧密相关，思想政治教育学追溯社会思潮产生的环境变化、分析社会思潮如何影响普通群众，体现出思想政治教育学根据社会思潮“非意识形态”下的意识形态诉求新特征与信息传递和发酵速度愈加快速的新背景作出的对策调整。然而，从现实上看，批判模式的调整虽然在短期内有利于稳定思想领域的波动，但是从长期来看，不仅难以实现为引领模式、治理模式提供更为有效的理论补给，而且也难以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在一定意义上说在于‘接受’，在于唤起对象的主体性，在于引导和促进对象的自我教育”[17]P242 的要求。正是在批判模式的转向过程中，社会思潮研究的固有问题逐渐暴露，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社会思潮理解路径仍有争议。目前学界对社会思潮有两种理解路径，一是将社会思潮置于“社会存在-社会意识”结构中进行阐释，代表性观点有“时代反映说”“中介说”“综合说”；二是将社会思潮置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中进行解释，代表性观点有“消解主流说”“主体说”。可见，学界关于社会思潮的理解路径就存在社会意识与意识形态的分歧。在这一情况下，批判模式需要暂时搁置对社会思潮的非主流意识形态属性偏见，关注社会思潮本身的发展规律，以此为基础重新理解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根本属性、基本类型、演化规律等基础问题。（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第二，社会思潮的新特征要求革新应对路径。当前社会思潮呈现形式上的非意识形态化特征，这与我国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密不可分，因而可以断定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力是进步的。也正因如此，在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强压下，社会思潮的显性话语转向隐性话语，不断向思想领域渗透。可以预见的危险是，如果无法在隐性话语阶段弄清楚社会思潮的运行机制，隐性话语极有可能在特定背景和条件下转化为显性化、整体性的话语，对社会生活造成消极影响。说到底，社会思潮仍然在表达意识形态诉求，只是不再依靠较为直接的“危险”路径，而是采取了一种更为安全、有效的方式——隐性话语。第三，批判模式需要回归“厘清本质、揭示危害、纠偏认知”全过程研究。这一过程要求聚焦于社会思潮本身，探索其何以实现非意识形态外表“包装”的过程、何以构建大众认同逻辑的过程、何以推进日常话语转化的过程、何以巧妙地操纵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过程。唯有以此为研究目标，思想政治教育学才能够从具体思潮中提炼其渗透逻辑，才能够推动人民群众对社会思潮的认识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的跃迁，进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学关于“唤起对象主体性”的培养诉求。[1]袁铎.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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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魏凌云，亓光，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选稿：罗腾 责任编辑：何军杰
文章来源：《思想教育研究》2022年1期
基金资助：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党的十八大以来政治思潮的演进及社会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0AZZ001）阶段成果
本次转载来源：“思政学者”微信公众号
本站责编：曹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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